據人民網報道，山西省政府將對煤礦出“重拳”：死1人，除了由礦主負擔20萬元的賠償金外，還要額外罰礦主100萬元。這100萬元的“拳”真的很“重”嗎？一桿土炮，可能會讓一只野兔粉身碎骨，但對一頭野豬而言，卻未必能有撓癢之效。小礦主中其一招，大概真的會一蹶不振，而曾云高們，挨拳之后不過只發(fā)出一聲竊笑罷了。
    興寧礦難發(fā)生后，國家安監(jiān)局局長李毅中撂下一句話：把黑心礦主罰到傾家蕩產！依我看，今后煤礦肯定還會有死人的事發(fā)生，不用說罰到他“傾家蕩產”，就是一條命罰他100萬元這個目標也不見得能實現。何以見得？你這里政策一出，他那里已經有了對策。他可以隨時把自己的鈔票轉移到國外，等你施罰時，他那里早已是“要錢沒有，要命有一條”。
    再者，大凡黑心礦主，出事后根本不用你說如何罰他，他會主動作出“自罰”的計劃。就像南丹礦難后那位罪孽深重的黎礦主，他曾對當地一些貪官表示，“只要能把事情擺平，花多少錢都行”；當然，黎礦主跟興寧礦難中后要用“3個億擺平”的曾云高比起來，顯然又成了小兒科。3個億除以123條命，平均每條命是多少？240多萬元。而按照山西省政府的“重拳”政策，每條命罰100萬元，123命僅罰1.23億元而已；就算再加上每命20萬元的“賠償金”共2460萬元——兩項合計1.476億元，還不及曾云高“擺平計劃”的一半。遑論“傾家蕩產”，只怕連他的元氣都傷不了。
    我是說，這種“稻草人”式的政策威懾，根本就不是“礦難”的對手。當然不是說它全無威力，對那些小打小鬧的個體小礦主來說，他們的確連一條人命都賠不起，同時他們的經營規(guī)模也限制了他們發(fā)生礦難的程度，一般情況下死亡不會超過一位數，所以每命100萬元的罰金足以讓他連褲頭都當掉。然而，近年礦難血腥的現實一次又一次地告訴我們，私營礦主（也包括一些國有企業(yè)礦主）中的那些違規(guī)違法經營者，誰的規(guī)模大，誰帶來的災難也就越大。一次又一次讓世人驚駭的人間慘劇大都是這些人一手“經營”的，對于他們，每命100萬元其實連他們的皮毛都傷不到。
    當然，經濟處罰雖遠非治本之舉，卻是必要的，也是必須的。即便是治標，也絕不是像這種一出事兒就提著算盤去向礦主要錢這么簡單。
    單從經濟處罰的角度論，首先必須建立一套科學的、嚴謹的、有效的礦難經濟處罰機制。如政府執(zhí)罰部門要做到對每座煤礦的“家底兒”心中有數。這就需要每座煤礦必須建立起財務報告制度，定期向地方政府安監(jiān)部門和統計部門如實呈報財務報表。為防止礦主用假賬愚弄政府，因此，政府有關部門還必須建立起煤礦財務審計制度，不定期地對每座煤礦的賬務進行審計。這樣，一則可以對礦主的“身價”和資金運行有個更接近真實的掌握，在執(zhí)罰時能做到有的放矢；二則還可對煤礦超產、擴產以及克扣礦工工資等違規(guī)或非法行為進行監(jiān)控。這樣做看上去繁瑣了些，但以法治礦沒有捷徑可走。法制從來就是一件細瓷活兒。
    其次，必須對煤礦進行分類排隊，量力施罰。大礦、小礦、老礦、新礦、優(yōu)質礦、垃圾礦、公有礦、私有礦等等，統統梳理排隊，對他們腰包里有幾位數大致有個底兒，最后不搞“一刀切”，而是按照他們家當的上限去施罰，這樣就可以提高讓他們“傾家蕩產”的概率。像曾云高，從他的納稅數額反推，他每年純收入應在兩億元左右，共非法經營六年，總收入當在12億元左右，那就判罰12億元。不過，想必這種人一般不會依法足額納稅。如大興煤礦設計年產量不得超過3萬噸，他按照3萬噸的銷售收入納稅已經很“合法”了，稅務部門也會樂得屁顛屁顛。可事實上他半年就采了5萬噸，而這超額的收入恐怕他是不會納稅的。
    從中央到地方的有關官員，每逢礦難后都會發(fā)誓似的甩出一句“傾家蕩產”來，李毅中說過要罰黑心礦主非法所得數額的“三至五倍”，如果真有這個決心，那就應盡快讓國家“傾家蕩產”的思路上升到政策和法規(guī)層面，給曾云高來一個“12億元乘以5”的處罰，如何？幾年來礦難連連，國家和人民已經無法再承受礦難之重，可是時至今日，我們卻仍然沒有看到一名背著累累“血債”的礦主們“傾家蕩產”。
    一記兩記沒有章法的“重拳”治不了礦難，中國的礦難是一種極其復雜的并發(fā)癥，官煤勾結、技術老化、市場投機、經濟短視、貧富分化、能源緊缺等等，需要一種法制化了體制、行政、經濟、觀念等“組合拳”聯動施治才能見效。山西是煤礦大省，也是礦難多發(fā)地，理應在礦難治理方面給全國做個樣板，看來治理黑心礦主還是要下真功夫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