礦難，又見礦難。
    盡管一再投諸關注的目光，盡管一再總結血的教訓，無情的悲劇依然在上演。
    今年1至5月份，山西省共發(fā)生各類煤礦死亡事故64起，死亡212人，與去年同期相比增加14起，多死亡106人。作為我國產煤大省的山西省，同時也成了煤礦事故的高發(fā)區(qū)。
    日前，國務院安全生產檢查組在山西進行了1 0天的檢查。在檢查一個個安全隱患的同時，檢查組和山西省政府部門也在思考，煤礦安全生產如何才能落到實處？山西省的煤炭，何時才不給人以“帶血”的形象？違章：利益驅動
    發(fā)生在孝義市驛馬鄉(xiāng)孟南莊的“3·22”特大煤礦事故，奪去了72名礦工的生命。
    事故調查表明，這家煤礦是典型的非法生產。事故發(fā)生前，有關部門不僅多次對其下發(fā)停產通知，甚至還用鐵鏈鎖住其提升設備。令人驚嘆的是，礦主不知哪里來的膽子，竟然砸開鎖鏈開工生產。
    原因也簡單——利益是最瘋狂的驅動器。去年以來，煤炭市場逐步好轉，價格一路上揚，從最低時的每噸100元左右上升到最高時的近500元一噸。用一位礦主的說法就是“比挖金子都來錢”。高額的利潤足以促使一些人鋌而走險，何況不少礦主背后還有這樣那樣的“后臺”。
    與利益的動因相比，行政與法律的約束卻顯得相當薄弱。非法生產的煤礦，大都是在出了人命之后，才受到嚴肅的處理——換言之，如果僥幸沒有發(fā)生事故，對其處理手段便不夠有力。
    以情節(jié)最嚴重的私開礦為例，各地普遍反映《刑法》和《礦產資源法》對私開礦的刑事制裁，在實踐中難于操作。對私開礦主，大多只能刑拘一星期了事。
    煤炭開采已有上百年歷史，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安全操作規(guī)程，只要按章操作，就不會發(fā)生事故——這是煤炭生產的常識。凡發(fā)生安全事故的煤礦，無一不存在違章作業(yè)。
    國務院安全生產檢查組在襄汾縣賈罕煤礦抽查了幾只礦燈，全部失爆。在孝義市小青河煤礦，礦方居然把礦燈交給工人帶回宿舍自行充電——這樣做的后果是，一旦發(fā)生事故，可能連下井人數都統(tǒng)計不清楚。
    對規(guī)章的忽視，其實是對礦工生命的漠視。安全需要大量的資金設備投入，而在一些礦主那里，礦工的生命安全被當做“成本”壓到了最小。在他們眼里，礦工的生命不過是等價于一筆賠償金，而就連這筆賠償金都經常難以兌現。
    這并不是一道難解的題，臨汾市堯都區(qū)的做法就頗具特色。他們規(guī)定，工人下井必有礦長帶班，礦長不帶班，工人可以拒絕下井——生命具有同樣的尊嚴，礦主總不能把自己的命也不當回事吧。瞞報：社會因素.
    去年的富源煤礦，今年的陽泉溝煤礦，發(fā)生事故后老板的第一反應是瞞，第二反應是逃。
    瞞報事故，除了礦主的個人素質原因之外，還有更深刻的社會因素可尋。陽泉溝煤礦事故的隱瞞，竟有政府官員參與其中。
    除了官商勾結的黑幕之外，還有一個促使其隱瞞的原因。省政府規(guī)定：發(fā)生3人以上死亡事故，全縣煤礦停產整頓；發(fā)生10人以上事故，全市（區(qū)）煤礦一律停產。在一片大好的煤炭市場形勢面前，停產就意味著損失。為了不“株連九族”，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門產生隱瞞的動因，也就不足為奇了。
    為了使安全事故真正做到責任分明，一種更為科學的方法正在制定之中：建立煤礦安全條件評價系統(tǒng)，對煤礦進行安全分級管理。發(fā)生事故后，只對同級煤礦進行整頓，而不影響其他的煤礦生產。
    檢查組在檢查結束后向省政府通報情況時，提出了一個“很難理解”的問題。那就是有的地方不落實國家批復的處理決定，擅改處理意見，有些地方不等上級批復，自己就對責任人先行從輕發(fā)落。
    某市在匯報中，還將一次發(fā)生6人以上死亡事故的鄉(xiāng)鎮(zhèn)，書記、鎮(zhèn)長不得提拔重用當做“經驗”———檢查組長王德學當即指出，這不是提不提拔的問題，而是要嚴肅處理的問題。
    有頭無尾，大事化小，“板子舉得高落得輕”……其中固然有著深刻的原因，但卻可以從最淺顯處解決：嚴格執(zhí)法執(zhí)紀。
    顯然，動真格就可以見實效，臨汾市從去年以來，對在6起重特大事故中負有責任的81名黨政干部給予了相應處分，其中25人被追究刑事責任。山西全省今年1至4月，共處理事故責任人95人，其中副縣級以上干部5人。督察：落到實處.
    國務院安全生產檢查組來山西省的目的很明確——通過企業(yè)查政府，檢查國家有關安全生產的文件精神在各級政府的落實情況。
    然而，檢查組還是在一定程度上充當了企業(yè)的“安全糾察”——幾乎在每一家企業(yè)都可以隨手查出幾處安全隱患：煤礦風機房無人值守，備用電源開動不起來，鄉(xiāng)寧縣一家煤礦甚至還用騾子下井拉煤。
    這些隱患一經檢查組指出，立即得到了整改。人們在佩服檢查組“水平高”的同時也不禁生疑——如果連一個縣煤礦的安全隱患都要國家級的檢查組來糾正，那么安全形勢就很難說令人樂觀。
    山西省長劉振華和呂梁地委書記郭海亮都這樣發(fā)問：為什么國家檢查組可以發(fā)現的隱患，我們當地卻沒有查出來？
    在山西很多縣市，煤炭局與安全監(jiān)管局還是兩塊牌子，一套人馬，既當“教練員”又當“裁判員”的身份，使得很多督查難以落到實處。疏于督查，忙于“護短”，又使得一些地區(qū)不是目光向下、向內查問題，而是對上“應付”檢查組。也許，這種心態(tài)才是安全最大的隱患。
    下面的“對策”，顯然需要上級部門更為強硬的政策。臨汾市的做法是，由市政府面向社會招聘100名煤礦安全監(jiān)察員，對全市500多座煤礦每礦必到，每井必下，每日必報，直接向市政府負責。呂梁地區(qū)也向全區(qū)煤礦派出了同樣具有“安全欽差”身份的駐礦安監(jiān)員，同時面向社會建立舉報制度，舉報一座私開礦的獎金高達10萬元。
    安全不是不可控的，所以我們相信，只要各級政府上下協(xié)力，真抓實干，山西煤炭生產安全的局面定會有大的改觀。出路：做大做強.
    任何一場事故，都有其直接的原因和深刻的綜合背景，煤礦事故亦不例外。
    除了“領導不重視，措施不得力，落實不下去，嚴格不起來”等等可以用于所有安全事故的普遍性原因之外，一個具有“山西特色”的原因恐怕是不言而喻的———山西的煤礦太多了。
    近年來，山西省的各類礦井幾經整頓，由1998年前的9000多座下降到目前的4000座。即使如此，“出事”的概率還是太大了———以每座礦安全生產10年計，就足以使山西天天有煤礦事故發(fā)生。
    在山西，6萬噸的礦井仍占多數。而達到20萬噸以上、形成規(guī)模的煤礦，只占全省總數的4％。走聯合之路，做大做強，顯然是山西煤礦安全與發(fā)展的出路。
    現在，呂梁、臨汾一些縣區(qū)已開始與省內的山西焦煤、大同煤礦以及省外的徐州、兗州、七臺河等大的煤炭生產企業(yè)聯營。一方需要擴張資源，一方需要擴大規(guī)模提高技術，一項合作雙贏的“路線圖”計劃已初步上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