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年來，我國礦難事故接連不斷，大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之勢，傷亡數目令人驚心。在有關礦難的各種報道中，我們看到幾乎每一起礦難背后，都有一批腐敗的地方官員。發(fā)生礦難的礦點大多是生產與安全狀況嚴重不符合國家標準的，有些甚至是國家曾經三令五申要求關閉的。盡管國家在相關法規(guī)以及落實方面比以前完善了很多，但非法開采依然屢禁不止。礦主之所以仍然能夠非法開采，大多是買通了地方上包括從擁有審批權到擁有生產安全監(jiān)督權的各級官員。前一段時間發(fā)生的廣東興寧礦難中，調查證實事故背后存在“官煤勾結”的現象。該煤礦65名股東中，有的就是當地的公務員。
    正如“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”，礦難發(fā)生的原因也各種各樣，但是縱觀近年來許多礦難發(fā)生的原因，我們會發(fā)現存在不少相似的地方。總地來看有兩方面，一方面“市場失靈”，另一方面有些地方“政府失靈”。
    “市場失靈”不難理解。隨著我國城市化、工業(yè)化、現代化的快速推進，經濟規(guī)模進一步擴大，資源需求不斷升級，資源供需矛盾和環(huán)境壓力越來越大，煤炭等重要礦產資源價格一路看漲。馬克思說，當有利潤可圖時，資本家就會不惜代價，甚至鋌而走險。在礦業(yè)權市場還不是很健全的條件下，不少惟利是圖的礦主違法違規(guī)操作，導致礦難不斷發(fā)生。特別是對于小礦主來說，他想的是以最小的成本獲取最大的利潤。同時，我國農業(yè)邊際效益為零甚至負數，我國農業(yè)人口眾多，勞動力供給幾乎是無限的。為了養(yǎng)家糊口、孩子上學，不少農民工“明知山有老虎，偏向虎山行”，在極其簡陋的、隨時都存在生命危險條件下從事生產，而一旦發(fā)生礦難，賠償的金額也有限。在極端不平等的、缺乏外在約束的條件下，大多數小礦主肯定不會自掏腰包加強衛(wèi)生安全管制。如果沒有外界的干預，因安全投資不足引起的礦難肯定會不斷發(fā)生。
    在“市場失靈”導致礦難不斷發(fā)生的情況下，就需要政府的干預。但是出發(fā)點是好的，未必能收到好的效果。以政府的干預作為主要的管理方式，往往帶來適得其反的效果，造成“政府失靈”，經濟學上把這種現象稱為“諾斯悖論”。所謂“諾斯悖論”是指政府部門本應該提供公共產品，成為一個有效、公正的契約第三方執(zhí)行者。但由于種種原因，卻打著提供社會公共產品的招牌，為了政府部門的利益而損害社會的利益，最后提供的可能就是公共禍害。
    當需要政府部門干預礦業(yè)時，一些政府官員自然就成為一些不法礦主的尋租對象。一些被勒令停產的煤礦老板，總是千方百計“擺平”主管領導干部，非法謀取暴利。有些領導干部貪圖錢財，收到“好處”后對礦主暗中支持，對發(fā)生在眼皮底下的違法行為“睜一只眼、閉一只眼”。更有個別利欲熏心的領導干部以權謀私，入股經營。這樣，“官煤勾結”導致一些煤礦主無法無天、我行我素，即使出點小問題，也都能“輕松過關”。
    另一種“官煤勾結”也不應該忽視。有的領導干部沒有參股，也沒有收取礦主賄賂，但也情愿充當不法礦主的“保護傘”。這種現象目前普遍存在，卻未引起足夠重視。一些地方以“促進當地經濟發(fā)展”為名，聯合起來對抗中央政策和國家的法律法規(guī)。其結果，不法經營者得到非法收入，官員出了政績，損害的是國家利益、黨和政府的公信力，受害的是群眾。
    廣東興寧礦難就是一個典型。之前曾被關閉，后來當地有關部門要求盡快“恢復生產”，為當地經濟“多做貢獻”。在一些地方，這種讓中央政策、國家法律、群眾利益讓位于所謂的“地方發(fā)展”、局部利益的不良觀念，逐漸成了“大氣候”，成了誰也不好公開反對的“潛規(guī)則”。這種“官煤勾結”，不涉及金錢，但是危害很大，實際上，這正是造成許多煤礦非法開采、事故頻發(fā)的深層原因。一些干部要政績，會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各種非法經營的“保護傘”，這就使那些受賄、參股的不法分子更加有恃無恐。許多不該發(fā)生的事故，接二連三地發(fā)生。一發(fā)生事故，又是“礦主發(fā)財、礦工遇難、政府埋單”。
    因此，在處理礦難問題時，對以權謀私的領導干部要嚴肅查處，對置黨紀國法于不顧、給群眾生命財產造成損失的干部，也要嚴肅處理。同時，要加強教育，完善監(jiān)督機制，引導干部樹立正確的發(fā)展觀和政績觀，防止這類“官煤勾結”的腐敗現象蔓延。同時，還要加快規(guī)范完善礦業(yè)權市場，這才是治本之策。

來源：中國煤焦數字交易市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