對于譚嗣同（1865-1898年），稍了解中國近代史的同志，都是非常熟悉的。這個中國近代史上非常引人注目的政治家、思想家、詩人，生于湖南瀏陽，號壯飛，又號華相眾生、東海褰冥氏、廖天一閣主等。幼年喪母，青少年時博覽群書，喜弄詞章，但六次參加科舉考試而不中。他在清王朝日益腐敗，社會政治經濟每況愈下的局勢中，報國之志益堅，救國救民之心愈烈。特別是在甲午之戰(zhàn)中國大敗之后，受到極大剌激，決心拋棄舊學，追慕新事物，遍交改革維新之士,投身救亡圖進、變法求新活動。他那“誓向沙場為鬼雄”、“有約聞雞同起舞，燈前轉恨漏聲遲”的激揚詩句充分表達他追求“翱翔云路”，以天下為已任的遠大抱負。后在湖南巡撫陳寶箴、按察史黃遵憲的支持下，與唐才常等創(chuàng)辦了時務學堂、南學會、《湘報》等，這樣使湖南風氣為之一振，成為全國富有革新朝氣的一省。

然而，許多人不了解的是，潭嗣同在維新活動中極力主張開發(fā)礦業(yè)，興辦煤礦。盡管煤礦并沒有大獲成功，但其辦礦的思路與實踐卻是后人不應該忘記的。

譚嗣同是一個政治家和思想家，并非實業(yè)界人士，但他為什么極力主張開發(fā)礦業(yè)，興辦煤礦呢？

一是湖南有較豐富的煤炭資源，有煤可挖，這就為開發(fā)煤炭提供了資源條件。既使在他的家鄉(xiāng)瀏陽也有煤炭賦存，而且開發(fā)歷史并不短。《瀏陽土產敘》中講：“瀏陽利源，當以礦產為大宗�！睋�清嘉慶年間和同治年間編篡的《瀏陽縣志》載：此地“惟煤炭、石灰……間為利”。又據《湖南各縣調查筆記》講：瀏陽“金石之屬有煤炭。南鄉(xiāng)偏（遍）地產煤，悉用土法開采，故每年僅產八萬余石，運銷鄰縣亦不過二萬石耳”。譚氏對家鄉(xiāng)的煤產是十分了解的，大量寶藏深埋地下，豈不可惜！因而他極力主張在家鄉(xiāng)開辦煤礦，自在情理之中。

二是，洋務運動之后，全國，特別是京、津、滬、穗，以及漢口南京等地，大辦各類企業(yè)，而湖南雖思想先進，實業(yè)方面卻落后。一批有識之士都認為要振興湖南經濟，須首先倡開礦業(yè)�！跋媸�時事，盡在于礦業(yè)興旺，則百廢待舉”。巡撫陳寶箴也提出“先行開辦煤礦，……當可歲獲數十萬，再次第行各礦并鑄錢，開學堂、設公會、報館、練營伍也”。在這種形勢下，1895年湖南設立了“礦務局”，以興辦礦業(yè)。而極具實業(yè)救國思想的譚嗣同必然率先響應，急切投身于其中。

三是，1895年，譚嗣同在瀏陽籌建算學館，是年瀏陽大旱，饑民遍地。開礦獲利，以救災民，這是誘發(fā)譚嗣同力主開發(fā)瀏陽礦業(yè)的一個直接因素。他先是主張在西鄉(xiāng)開金礦，“金沙本為天地自然之利，于求荒尤為上策”；此后又與黎少谷“謀南鄉(xiāng)之煤礦，……招民采選，一使少谷主之礦大開，全活無算，而所屯之煤，亦并得善價”。此外他也辦過銻礦。這樣他辦礦的態(tài)度更加積極，以實現增加財源的目的。

四是，洋務運動中的“一代才臣”盛宣懷于1896年接辦漢陽鐵廠，而沒有焦炭不能煉鐵。解決煉焦煤源問題，成了盛宣懷當時朝思暮想的問題。盛氏在從河北、江西萍鄉(xiāng)購買煤炭的同時，不能不考慮利用運距較近的鄰省湖南的煤炭�！拌F廠為今日要政，惟患乏煤，……湘鄂煤鐵必當使血脈貫通，乃可共跡”。于是盛宣懷看中了才干過人的譚嗣同，遂委托他回湘籌辦開煤事宜。正如一份回憶錄所寫的那樣：“漢陽鐵廠急需焦炭，欲于比鄰之地開礦供之，以省運輸之費，乃命礦師外出探尋。渠聞吾鄉(xiāng)產礦豐富，遂托復生（嗣同）回湘，與義寧籌劃”。

當初盛宣懷對譚嗣同回湖南辦煤礦寄予較大期望，而譚也想借此而發(fā)展湖南煤業(yè)。他回到湖南后，確實廣為謀劃，提出設想。先是與歐陽中鵠等商議在瀏陽開辦煤礦事宜，并決定由唐才常主持瀏陽礦務，還派人將這里的煤炭運送漢陽鐵廠化驗質量。后征得陳寶箴同意，準備帶洋礦師來湖南進行煤炭勘查。當時譚嗣同躊躇滿志，以滿腔的熱情準備大干一場。他在給盛宣懷的信中高興地講道：“瀏陽近得大礦。雖用土法開采，而辦事之人尚極認真，唐鈸丞拔貢才常是其一也。頃接唐信，已將該處之煤運來而百二十二石交鐵政局試驗”。而盛也復函同意“煤船開往鐵廠卸載”。

然而可惜的是，譚嗣同雖多方奔旋于湘鄂之間，也表現出了辦事能力，但在當時的社會政治條件下，終未能成功，未能實現他的良好愿望。因為盛宣懷又變卦了，他告訴譚嗣同，辦煤礦事待“明年再議”。此時的譚嗣同十分失望，無異當頭被澆了一盆冷水。他在給友人的信中十分不滿地講了此事經過：“嗣同與礦師已將同行矣，乃盛杏林（盛宣懷）忽然變卦，言天寒水淺且到明年再議。嗣同遂亦決定舍去矣�！焙髞硭�還講到：“適復生（嗣同）赴鄂將偕礦師速歸湘，意杏林變卦，尼其行�！�…復生每言及此事，常為之扼腕”！

原來盛宣懷，此時正矚意于萍鄉(xiāng)。他認為“江西萍鄉(xiāng)焦煤，久經試用，最合化鐵， 礦脈綿亙，所產尤旺，實為最有把握之礦”。而湖南瀏陽的煤礦，雖運近價省，但煤質不甚好，出產不多，故決定舍湘而取贛。另外，湖南巡撫陳寶箴與盛宣懷之間在開發(fā)湖南煤礦一事上，各有算盤。一方主商辦，一方主官辦。致使老謀深算的盛宣懷下決心在江西萍鄉(xiāng)大力投資，修鐵路，運機器，大干了起來。對此，譚嗣同如何能不扼腕嘆息。

當然，此次辦煤礦無功而落幕也有其個人原因。嚴格說來，譚嗣同雖思想敏銳，政治激進，但他僅是個改革家，并不是個實業(yè)家，缺乏辦煤礦的實際經驗，光有滿腔熱血和良好愿望是不行的。再加上過于輕信盛宣懷，沒有獲得地方大吏陳寶箴的實際支持。這樣看來，譚嗣同的辦煤礦愿望沒有實現，可以說并不令人感到十分意外。

譚嗣同辦煤礦雖然失敗了，但他的一些興辦礦業(yè)的主張，卻是值得研究與借鑒的。比如他主張開礦以興國利民的想法是十分正確的，他充分看到中國礦業(yè)的前景。他說“中國之礦，甲地球也”。再者，他對湖南礦業(yè)不興，礦務辦理不善的分析也是有道理的。他認為之所以礦業(yè)不發(fā)達主要是不知開礦之利，不知開礦之害，而知其利與害而又不知開礦之法。另外，他提出辦礦先應從辦報開始，宣傳培聚人才，最后集股開辦公司，采取商辦的辦法。他設計的開礦先后程序是“由報館而學會，而學堂，而公司”。“礦學會力量稍充，即可糾集股本，稟請設立開礦公司”。這些想法在當時情況下是頗具見地的，今天仍不失其價值。

當然譚嗣同的不幸還不止于辦煤礦的失敗。1898年（戊戌年），光緒皇帝宣布實行變法。譚被推薦于當年7月進京，任四品銜軍機章京，參與新政。他懷著滿腔熱情，認為“朝廷毅然變法，國事大有可為”。但維新派迅即被袁世凱出賣。慈禧太后一派于9月21日發(fā)動政變，囚禁光緒，捕殺維新人士。變法活動歷時103天，史稱“百日維新”，又稱“戊戌變法”。變法失敗后，康有為、梁啟超出逃，但譚嗣同拒絕出走，他慷慨激昂地講：“我國二百年來未有為民變法流血者，流血請自譚嗣同始”！9月25日被捕，28日壯烈犧牲。一同被殺害者還有林旭、楊銳、劉光弟、楊深秀、康廣仁，這就是令后人敬佩的“戊戌六君子”。

潭嗣同在獄中堅貞不屈，曾寫過一首著名的詩，題于壁上，表達了立志改革，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。僅以此詩作為本文的結尾：

望門枝上思張伶，

忍死須叟侍杜根。

我自橫刀向天笑，

去留肝膽兩昆侖。